
有酒方能意识流掌尚策
文/贾樟柯
拍完《小武》之后,突然间,愿意约我见面的人多了起来。我心中既感激又不敢怠慢,生怕错过任何一次可能的机会。在江湖中,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。对于像我这样拎着箱子来到北京寻求机会的人来说,别人突然开始关注我,总是让人心生感激。毕竟,阅人总比阅景更有意义。那时我正处于贫困之中,手头空闲,即便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聊,我也乐意陪伴。
见面需要有个地方,这对我来说却是个难题。那时,我既没有办公室,家里又小而杂乱,根本不适合接待客人。每次见面,我都让对方挑个地方。客人们总是谦让,说要随便找个地方。我于是沉默片刻,思考再三,最终我总是说出同样的三个字:“黄亭子”。
直到今天,我的活动范围依旧集中在“新马太”一带,新街口、马甸和北太平庄。这些地方离电影学院很近,四年的学习让我习惯了走这条路,腿脚不自觉地就朝这边跑。黄亭子位于电影学院北边大约一百米的位置,是一家酒吧,叫做黄亭子五十号。它旁边就能看到儿童电影制片厂,位置也容易找。每到下午,酒吧里的客人不多,正适合聊些事情。
那时,附近的北航大排档正处于黄金时段。夜幕降临,形形色色的人涌入其中。烟雾弥漫中,孜然的香气四溢,搭配红焖羊肉的滋味掌尚策,让人能看见激烈的械斗。新疆大叔用维汉双语招揽生意,四川的小姐也加入其中。附近的大学生们,常因某些无法言说的缘由,流下了眼泪。这里充满了混乱与迷茫,但却也充满了生机,正是我喜欢的味道。
展开剩余77%而黄亭子,却是另一番景象。每次从北航回学校时,路过这里,透过窗户看见昏暗的灯光,我总觉得有些无趣。山西的家庭贫困,从小家里就特别节约用电,十五瓦的灯泡一直让我习惯了暗淡的光线。因此,后来我总是对光明充满了热爱。那时年轻,未曾懂得风情,心中常充满宏大的理想与叙事,自觉很难融入那种昏黄的灯光中。
1997年初,我第一次走进黄亭子。当时我在香港遇到了摄影师余力为,我们计划日后合作拍摄电影。尽管剧本还没完成,他已经来到北京。接到他的电话时,他正在黄亭子等我。我走进酒吧时,他桌上的酒瓶已经堆成了小山。我点了一支都宝烟,这种烟被戏称为“点儿背”。然而,尽管如此,我的运气依然不错。这次见面促成了我们决定一起去山西,这也为日后的《小武》打下了基础。
余力为喝酒很能打,成了黄亭子的常客。于是,我也开始常去,和酒吧老板简宁成了朋友。时间一长,大家戏称黄亭子是我的“办公室”。简宁是诗人,他开酒吧时还经常组织诗会。午夜时分,他会强迫调酒师小陈陪他下象棋。小陈是酒吧的调酒师,每次我进门,他都会喊我一声“贾哥”,并让服务员莉莉倒茶。莉莉是简宁的远亲,喜欢看电视,常梳着小辫子,打扮成民国时期的女子。在这样的地方,我又多了一个去处。即使没人陪伴,只要来到黄亭子,我总能找到人聊天。
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孤单。有一个英国人,名叫戴维,是化工学院的外教。每晚十二点,他总会准时光顾酒吧,点一杯扎啤,仰着脖子一边看足球,一边和小陈聊起他在伦敦乡下的事。这样的人在午夜时分交错而过,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情,却能聊起一些真正的话题。
我仍然喜欢在下午时分到黄亭子去见人:和朋友一起举杯叙旧,与仇人翻脸,接受采访,说服制片人,恳求他人的帮助,或是找高人指点。虽然酒量不多,但话却说了不少。我的家乡汾阳出产汾酒,常有名人题词。
突然,我想起一句诗:“有酒方能意识流,大块文章乐未休。”这让我有些心境上的变化。在推杯换盏间,我的心情突然沉重下来,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处理好正事,悲从心头涌起。于是话变得少了,趴在桌子上看着烛光跳动,耳边的喧闹渐渐抽象,仿佛进入了《海上花》的意境。回想自己年华老去,突然觉得自己也在过着混日子的生活。生命看似轻浮,而肉身却沉重得让人窒息。就像一个年老的男人,突然感到古怪地离开座位,在回家的黑暗中,恍若看到童年的往事。意识到自己有些醉意时,我对司机师傅说:“有酒方能意识流。”师傅见得多了,并没有回应他,只是知道第二天早晨,我又会清醒,开始向人赔笑、握手,完全忘记自己曾有过那些局促的丑态。
到了下午,我再一次在酒吧等人。客人迟迟不来,心情不再像之前那样躁动,反而配合着午后的清闲,站在窗边望着外面。窗外的人们在白日的阳光下骑车匆忙而行,似乎都在追寻什么。忽然,我感到一种苍凉的忧伤。正当这时,一个中年女子走进酒吧,点了一杯酒,随口让小陈放起张信哲的歌。歌声未起,女子便先泪流满面。原来,这酒吧竟然也是个可以哭泣的地方。
如今再去黄亭子,酒吧已经拆除,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土堆。这或许只是个比喻,一切都终将化为尘土消失。因此,我不得不紧紧抓住电影,尽管它并不为永恒存在,只是因为在电影中,我能够找到泪水。
来源:《额外的谣谩者》
原载《卫视周刊》(2003年)节选自《贾想Ι:贾樟柯电影手记(1996-2008)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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